按照传统的看法，本月21日即是戊戌政变100周年。自今年上半年以来，戊戌研究纪念活动频繁，出版界也是好乘东风，大批有关戊戌变法的书籍问世。与一般性纪念活动沸沸扬扬的情形相比，学术界研究活动仍然显得较为平静，本年虽有一批新学术成果公诸于世，但在宏观把握上，并无阶段性进展。
戊戌维新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1898年夏光绪皇帝颁布一系列敕令推动大幅度的政治改革，即所谓“百日维新”；广义上是指1895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至1898年百日维新后的宫廷政变期间的改革运动。从广义上来说，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层面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可以说是治中国近代史最要紧的一环。戊戌维新真正开启了这一重要时期，影响十分深远。目前学术界的着重点在广义上的戊戌维新。从较狭的政治史角度考察，也会感到戊戌维新是一个极其迷人的研究领域。近十余年的资料发掘和研究表明，我们以前接受的流行的看法可能与历史的实际有很大差距，也就是说，若干戊戌的事件和人物的真实面貌至今仍在扑朔迷离之中，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达成共识。
八十年代的戊戌维新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过热烈的讨论基本上摆脱了五、六十年代“左”的教条的束缚，不再口口声声抽象地谈改良或改良主义具有如何如何多的局限性，却不去具体地研究问题；二是在资料发掘和史实考订上成绩斐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和学者。八十年代中期以研究康有为奏议一举成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先生就是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与八十年代戊戌维新研究的热闹景观相比，九十年代显得十分平淡。近年闵杰先生的长篇论文《戊戌学会考》（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征引史料极为丰富，考订史实极为精细，澄清了以前的不少史实错误，是一篇很见功力的论文。为了今年的戊戌百年纪念，许多学者早在两三年前就开始准备有关戊戌方面的研究，不少出版社和报刊也早就开始了相关活动的策划，因而一到今年年初，不少报刊就很快推出了戊戌的专题讨论，有的连续登载，造成一股不小的声势。比较重要的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广州社科院的《开放时代》杂志，北京的《方法》杂志等较有影响的学术或思想文化类刊物。史学界的权威杂志《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沉稳厚重，不像一般杂志那么“性急”，据悉都将在第5期上发表一组力作，《近代史研究》还同时刊登长约20余页的“广东学者谈戊戌维新研究”。
年内纪念戊戌维新的学术会议也开了不少，如清华大学历史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5月份在香港举行的讨论会，中国史学会和北京大学8月份在北京举行的讨论会等。9月下旬在湖南浏阳将要举行“谭嗣同与湖南维新运动”讨论会，在江苏常熟将要举行“翁同龠禾与戊戌变法”讨论会。这些会议之中，以8月份的北大会议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国内外戊戌研究的现状。从这次会议的论文来看，戊戌研究在宏观认识上没有多大突破，以参加宏观问题组讨论的庄建平研究员的话来说是“有点老生常谈”。但在某些具体人物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上有一些进展。如蔡乐苏先生的《严复与卢梭思想关系之新见》一文将《严复集》中有关严复对卢梭和康、梁的评论一一录出，加以统计比较，并采用语境分析的方法，综合其它资料，揭示出与以往观点描述不同的现象：“严复对卢梭的评论与对康梁的评论存在非常相似的情况，即都有鲜明的赞赏、中性的介绍和严厉的批评，而批评占据压倒的地位，从时间上看都是从维新变法时期就已开始，批评的强度都相对集中于1905年与1915年前后。从内涵上看，严复批卢梭与批康、梁密不可分。”此文方法独到，分析精细、丝丝入扣，克服了以往研究中过于笼统的弊病，是一篇颇见功力的论文，据悉将发表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上。另外在某些新领域也较以前有所拓展，如朱英先生的《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伊原泽周先生的《务农会在戊戌变法运动史上的地位》等论文。总的来看，具体问题研究平稳中有所进展，整体上没有大的突破。会议向与会学者赠送的书籍之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方志钦主编的《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和孔祥吉著《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杜1998年7月版）。《康梁与保皇会》一书收录的史料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弟子，后任保皇会洛杉矶分会会长谭良保存的部分函牍，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康梁保皇会的活动内幕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史料。孔祥吉教授近十几年来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颇著声名，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他新近出版的《晚清佚闻丛考》一书一如他过去的风格，发掘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和私人函札，重新解释若干史实，新见迭出，令人目不暇接；笔致生动，令人读之忘倦。这是一本上乘之作。本书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利用翁同龠禾的后人翁万戈保存的翁同龠禾遗留档案资料写成的几篇论文。
今年出版的戊戌书籍甚多，据了解纪念性的、一般性的书籍居多，有独到见解的书还不多见。毕竟学术研究有自己要遵循的法则，期望在百年纪念的热潮中找到大量的精品也是不现实的。戊戌百年的纪念活动之热，在近些年的同类活动中实属少见，其间出的学术成果也还不算太菲薄。除了我们大陆学者的著作出版之外，30多年前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王树槐先生的《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最近在上海书店出版，此系本书首次在大陆出版。在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增加而庆幸之时，我们看到，海外还有大批的戊戌研究重要成果没有在大陆出版，为大陆学者的利用便利计，出版界是否应作出更多的努力？
戊戌维新研究的现状跟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的角色相比还不相称。可以断言，虽然今天主要资料已经公布，研究成果已经较为可观，但是如果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在视野上跳出就事论事的狭小圈子，未尝不可能取得更有深度的成果。此则牵扯到历史研究中更为根本的问题，在此不必赘言。戊戌研究是近代史畛域中重要的一块，同一切学问一样，需要学者沉静而热情的治学精神，对戊戌变法的认识，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才可能更加明晰。因此，一部分近代史专家提醒学界：切不可“百年纪念一过，戊戌研究就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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